商丘信息网 欢迎您!

商丘信息网

你当前的位置:首页 > 本地网视 > 列表
揭秘!1921年至1927年中央驻地为何几度变迁?
更新时间:2019-07-03 07:56:37 点击数:148 来源:本站

  1921年至1927年,中央驻地曾几度变迁,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之间迁徙往还。从联共(布)与国际档案来看,这种移动布局既是国际幕后决策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有着密切关联。

  1920年5月,刚成立一年的国际便在上海成立东亚处,由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担任东亚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下设三个分部,即中国分部、朝鲜分部和日本分部。中国分部又称上海局,由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派遣来华的维经斯基负责,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 1921年,国际远东处人员合影国际之所以选定在上海设立东亚处,首先是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有相对自由的华洋杂处的租界,从国外派去的人员比较容易在那里出入活动。上海还具有特殊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便于与各国和中国各地联络。譬如当时有大批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来沪,组成大韩临时政府。同时,上海又是中国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被国际视为最有可能建立主义组织和发动中国的城市。

  △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此外,上海还是近代中国出版业最发达的城市,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1日,维连斯基在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上海是中国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新中国》等。”10月5日,受俄共(布)华人党员中央组织局派遣来华的刘江也报告:“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他还说:“在上海的中国学生中心组织和工人组织都支持社会主义者,而这些人是的主要支柱,是对北方政府的威胁,他们出版一些极其左倾的报纸、杂志和书籍。”

  △ 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同样也是缘于以上这些因素,上海成为中央的首选驻地。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党早期组织,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1921年7月23日,中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后成立的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即驻上海。但由于国际此时出于苏俄安全的考虑,希望中国能在帝国主义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而它同时又对中国党的地位估计过低,甚至将其视做“早产儿”,认为“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因此力求使之与广州的合作。

  1922年4月,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表示允许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在这种情况下,广州逐渐取代上海,成为国际眼中的中国策源地。1922年4月6日,维连斯基在给国际执委会委员拉狄克的信中提议:“前几天,达林(国际远东处主席团成员)来到我这里,讨论因北方出现的局面而形成的新形势。我们决定把基地迁到南方广州,那里可以以半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5月20日,国际远东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也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详细汇报:“远东处认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这里是朝共中央和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联系。”但是,“中国目前的形势把对我们小组工作的组织改革问题提到了首位。这次改革可归结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州。这样做有许多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最后,广州是的活动中心。”接着,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广州党组织还很薄弱,“正因为如此,需要从北方派一些能力强的同志到广州工作。在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和整个工作重心集中在广州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南方是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主义小组的影响”。

  作为国共合作的幕后推手,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返回莫斯科后也向国际执委会报告:“在上海,我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该城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总之,“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因此,“我还向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建议把驻地移往广州,在那里至少可以公开工作”。他还建议国际“以办事处的形式,在广州建立一个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因为“在远东,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对于通过香港同3个国家(中国、朝鲜、日本——引者注)联系也十分有利。借助中国海员散发那里出版的书籍、文献也不困难。”在听取马林的报告后,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央发出指令:“中国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指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这似乎表明,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已是一件板上钉钉、不可逆转的事了。但正在此时,中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8月,孙中山不得不离开广州赴上海。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维经斯基在给中央的信中表示:“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

  △ 中国劳动组合部旧址到1922年秋,中央在上海的活动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中央的主要工作机关——中国劳动组合部被租界当局查封,总部迁到北京。而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则在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高唱“保护劳工”的高调下有所发展。10月,开滦五矿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部的领导下举行,声势一度十分浩大。南北局势的这种易位使马林意识到:“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上海局势不稳。”11月7日,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也告诉马林: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以利于领导,“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于是,中央在11月底将驻地迁往北京。

  △ 京汉铁路大,林祥谦壮烈就义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爆发。吴佩孚撕下“保护劳工”的面具,于2月7日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武力,制造了“二七”惨案。与此同时,他还下令通缉在北京的陈独秀、马林等人,北方的形势迅速恶化。2月15日,马林与中央讨论二七问题,认为北京政府压迫加剧,中央局应迁往上海。这一动议随即被付诸实施,2月中下旬,中央局迁回上海。恰在此时,南方的形势却峰回路转。1923年初,陈炯明势力被逐出广州,孙中山由沪返粤,重振旗鼓,广东的形势逐步好转,力量可以公开活动。这又促使一向主张国共合作的马林产生将中央驻地移到广州的想法,并提议三大在广州召开。多年后,他解释说:“在北方在那些地区没有多大影响。在吴佩孚所统治的整个长江流域是非法的。在上海,只有几个,不成其为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才真正存在。”因此,“只有广州是我们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

  对马林的这项建议,时任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的维经斯基并不赞成。3月8日,他写信给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说,中国工人运动在“二七”惨案后并没有消沉,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可能遍及华中和华北的新的大”,因此将中央迁往广州,“现在恰恰是不妥当的”。他还说:“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为了使党能够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根据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诚然是非常妥协的),中央委员会不应在广州孙逸仙的鼻子底下,至少应在上海的某个地方。”这说明维经斯基对马林主张全力与合作是有不同意见的,而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和独立自主,所以反对将中央驻地迁往广州。3月9日,维经斯基又在答复马林的信中指出:“接奉来函、来电,获悉最新消息。看来尊意在把中国党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当然,你处于更合适的地位,知道在之后最宜做什么事。但是就我所知,现在十分需要有一些积极性很高的同志留在汉口、上海和北京。据中国报端揭载的内容,显然目前仍笼罩着的气氛,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会成为发生新的区域,很难设想你将如何从广州给予指导和安排联络。”这封信虽未明确驳回马林的建议,但其中流露出来的不同意见是十分明显的。

上一篇:强化安全管理筑牢安全防线——长沙铁通组织通信工程施工事故应急演练


下一篇:《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住宅建筑及商住楼光纤到户建设的通知》

热门阅读
推荐图文
揭秘!1921年至1927年中央驻地为何几度变迁? 手机删除的短信怎么恢复?教你怎么恢复短信 石蟆镇:开展免费孕优检查 为生育健康宝宝护 博拉网络表心志 将持续奋进于数字经济建设 寻迹人文历史 传播大岭山文化——“风物之
广东快乐十分开奖结果